这酒曾受困塑化剂,今靠涨价对标茅台,2亿厂房破产七千万拍卖

在2019年初,酒鬼酒提出了一个远大目标,短期销售目标是30亿元,中期销售目标50亿元,未来长远销售目标则是100亿元。而对于上半年7.09亿的营收,哪怕是短期目标也还是有些难度。

文| AI财经社 实习生 孙浪

编 | 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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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晚间,酒鬼酒公布2019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9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35.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36.13%。在高速增长背后,其向高端市场不断发力的动作立下了大功。

酒鬼酒主推的三大白酒品牌为内参、酒鬼、湘泉,分别定位高端、次高端及中低端市场。

其中,内参系列实现营业收入1.59亿元,同比增长56.13%,毛利率为91.26%;酒鬼系列实现营业收入4.69亿元,同比增长34.18%,毛利率为79.95%;湘泉系列实现营业收入6804.03万元,同比增长41.75%,毛利率为31.54%。

在2019年初,酒鬼酒提出了一个远大目标,短期销售目标是30亿元,中期销售目标50亿元,未来长远销售目标则是100亿元。而对于上半年7.09亿的营收,哪怕是短期目标也还是有些难度。

而且,伴随着酒鬼酒中报的发布,另一个不利的消息是,酒鬼酒河南有限责任公司、酒鬼酒河南北方基地销售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房产、机器设备等财产将于8月22日在阿里拍卖平台公开拍卖,拍卖起拍价为7000万元。而据历史资料显示,酒鬼酒此前曾投资2亿元建设了上述项目。

毛利润将赶上茅台

越是高端酒,毛利润越高。在同样的营业收入情况下,高价位酒的高毛利润保证了净利润的提升。而酒鬼酒的内参系列和酒鬼系列高达91.26%、79.95%的毛利率,也促使公司的净利润增速要高于营收增速。

不仅如此,酒鬼酒与素以超高利润著称的白酒老大茅台相比也不逞多让。据茅台2018年财报显示,茅台酒毛利率为93.74%,略高于内参酒。而茅台王子酒、茅台迎宾酒、赖茅酒这系列酒毛利率为71.05%,相较于酒鬼系列79.95%的毛利率,少了9.9%。

更别说白酒行业二当家五粮液,据五粮液2018年财报显示,粮液高价位酒的毛利率为84.31%,而中低价位酒仅为50.77%。

今年4月,酒鬼酒宣布将旗下高端战略品牌内参酒的团购指导价调整为1350元/瓶,零售指导价调整为1499元/瓶,与飞天茅台的终端建议零售价已经保持一致。早在2017年,内参酒便有过一轮调价,1390元的零售指导价已远超当时飞天茅台1299元的零售价。

酒鬼酒价格与茅台看齐了,但是除价格外的其他方面与茅台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要走。

内参酒对标飞天茅台

公开资料显示,原本发展前景大好的酒鬼酒,由于2012年的“塑化剂事件”使得业绩大幅度下滑,直到2014年酒鬼酒仍处于亏损状态。

在2014年,中粮集团合并同为央企的中国华孚贸易发展集团公司,通过后者的全资子公司中糖集团间接控制酒鬼酒。

2018年3月,中粮集团旗下的中粮酒业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在被中粮入主后,酒鬼酒就在寻求业绩的复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内参打造成像飞天茅台此类重要品牌。

在2018年底的内参酒销售公司成立大会上,中粮酒业提出:“要将内参打造成继茅台、五粮液、国窖1573之后的第四大高端品牌”。

今年3月份,酒鬼酒举行内参酒2019年品牌策略发布会,宣布将通过“优商计划”等策略开启深度全国化,试图将内参酒打造成支撑公司稳定持续增长的大单品。酒鬼酒股份公司董事、总经理董顺钢公开表示,“把内参酒打造成中国高端白酒知名品牌,是中粮酒业和酒鬼酒公司的战略目标和重大决策。”

为了提升品牌价值,扩大知名度,酒鬼酒也算是费尽了心思。冠名CCTV-5《直播周末》。内参酒成为CCTV财经频道《对话》合作伙伴,亮相第13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红坛酒鬼酒成为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指定用酒。

中国经济网引援九度咨询董事长马斐表示,“打造大单品需要时间,也需要资源集中。近几年‘内参’表现还是比较好的,未来会给酒鬼带来可观利润,但是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要向茅台飞天、水晶五粮液、国窖1573学习。”

全国化布局难

酒鬼酒也曾在全国化布局上摔过一次跟头。

2017年5月19日,酒鬼酒公告显示,同意对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酒鬼酒河南有限责任公司、酒鬼酒河南北方基地销售有限公司依法进行破产重整。

酒鬼酒对其破产原因的解释为,2013年以来中国白酒市场变化较大,进入结构调整期,加上经营管理不善,酒鬼酒河南有限责任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目前已经资不抵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有损债权人权力。为进一步提高该公司资产运营效率,公司决定对两家公司依法进行申请破产重整。

这两项投资曾被酒鬼酒视为“十二五”期间的重要布局,是其北上实现全国化布局的重要一步。资料显示,酒鬼酒河南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在当地投资建设5亿元的项目,其中造价2亿元的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产,总建筑面积达3.4万平方米,共有6条生产线。但是,上述资产将于8月22日进行公开拍卖,而拍卖价格仅为7000万元。

尽管如此,酒鬼酒的全国化发展也依旧在快速进行着。

半年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酒鬼酒在华中区域实现营业收入4.14亿元,同比增长33.36%;华北区域实现营业收入1.78亿元,同比增长39.39%。同时,华南地区营业收入增速明显。报告期内,酒鬼酒在华南地区实现销售收入3399.9万元,同比增长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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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读懂万科业绩会:半年减员至少六百 关注深圳示范区建设

万科2019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万科实现营业收入1393.2亿元,同比增长3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4亿元,同比增长29.8%;销售金额3340.0亿元,同比上升9.6%。

腾讯证券8月21日讯,万科于8月21日9:45举行了2019年中期业绩会,出席此次业绩会的万科集团董高监包括,万科总裁祝九胜,执行副总裁张旭、王文金,董秘朱旭,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并未出席今日的业绩会。对于热点问题,公司高管们一一进行了回应。

万科总裁祝九胜:会根据货币市场变化控制好负债率

对于“万科怎么看待现在金融政策”的问题,首席执行官、总裁祝九胜称,如果我们的行业过多的金融化、工具化,会对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这次新的市场的变化,对这个行业会有一些影响,但对于资信比较好的企业来说,实际上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不管怎么说,作为企业,我们一贯稳健,会根据货币市场的变化,控制好我们的负债率。

万科总裁祝九胜:高度关注深圳示范区建设

万科集团总裁祝九胜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时表示,我们高度关注示范区建设,这代表深圳城市未来的竞争力,可以预期。这里面关于土地、住房的政策我们不敢去预测,但我们会高度关注,作为深圳的企业我们也会做出应有贡献。

回应房产资金收紧:是学生就得答题 万科争当好学生

万科集团总裁祝九胜在被问及当前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来源收紧情况时表示,“当学生就得答题,做企业就得应变环境”。

他说,作为万科来说,好学生喜欢答难题,万科要争取当好学生。面对这种变化。“万科会密切关注货币市场、客户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变化和关联关系,做出适当调整。”祝九胜称,要以敬畏市场、顺势而为、顺势而变三措施来应对。

回应融资收紧:为防止房地产行业过度金融化和杠杆化

被问及房地产行业融资收紧后,是否会与平安集团等险资进行合作时,万科集团总裁祝九胜回应称,万科与平安都是本地成长起来的企业,而房地产和险资有天然的联系。

他说,融资收紧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度金融化、过度杠杆化。随着中短期资金渠道的收紧,险资作为中长期的资金来源,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祝九胜表示,做企业就必须首先将自己的事情做好。“在深圳做企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如果你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了,金融机构就会找你来合作。”

万科执行副总裁张旭则表示,万科与平安集团旗下银行、不动产、险资、债券等都有合作,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合作,未来还会加强更广泛的合作。

万科COO张旭:万科不会在三四线城市拿地 今年开工面积和去年差不多

在今日万科2019年度中期业绩会上,万科首席运营官张旭称:“万科拿地是基于收了多少钱回来,所以没有固定的拿地计划,地价款大概是销售款的30%多,仍然坚持重点在一二线城市拿地,三四线城市不会去进,还是在城市带发展,上半年开工面积略少一些,我相信今年开工面积和去年差不多,因为去年拿的地不少。”

万科房地产开发系统半年减员600人 总裁祝九胜回应称“要找到合理匹配的人”

在万科2019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万科总裁祝九胜回应地产开发系统减员称,这是万科组织重建中“事人匹配”的一部分,当前市场、业务都发生了变化,人员素质、能力也应发生变化,单纯靠内部培训提升显得有点勉强,因此万科通过人员拼图、“大江大海”计划等,把合适人引导至合适的岗位。

2018年末,万科在册员工为104300人,其中房地产开发系统共有员工12669人;而截至2019年6月30日,万科在册员工增加至112059人,但房地产开发系统员工减少至12080人,环比减少589人,平均司龄2.7年增加至3.17年。

(本文综合:证券时报、财联社、腾讯新闻《一线》等)

贵州茅台“后门酒”:内部上百人卖茅台 检察长辞职当“酒贩子”

巨大的利润空间,也让一些党员干部不安心工作,沉迷于“卖酒经商”,甚至辞职“炒酒”。仁怀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某某利用职权帮助袁仁国亲属逃避处罚,获得茅台酒经营权后,就辞去检察长职务,当起“酒贩子”。

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文2439字,阅读约需5分钟

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曾是贵州省政治生态的严重“污染源”,贵州省自去年下半年就此开展攻坚战。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一年来,贵州省共取消514家经销商的茅台酒经营权,这些经销商的经营权均是通过违规违纪违法审批取得的;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王晓光、王三运、廖少华都曾靠酒吃酒

2018年3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贵州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晓光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公款喝茅台;本人或和家人通过大肆收受、变卖茅台酒,利用职权低价购买、高价倒卖茅台酒,获取茅台酒专营资格、开设茅台酒专卖店等方式,大发“酒财”。随着王晓光被查处,因领导干部搞特权而衍生出来的“茅台酒乱象”,逐渐浮出水面。

已被查处的甘肃省委原书记、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都有靠酒吃酒、以酒牟利问题。

去年7月,中央第四巡视组向贵州省委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了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等问题。贵州在中央巡视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

集团内部275人曾参与“卖茅台”

在贵州省集中开展的两轮自查清理中,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共有392人填报有或曾经有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等情况。茅台集团在集团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全体员工、离退休人员中连续开展4轮自查清理,其中275名管理人员及员工填报个人参与或曾经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茅台酒厂所在地仁怀市在开展自查清理中,124名党员干部主动申报本人或亲属参与茅台酒经营。

贵州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整治中,贵州对向组织如实报告并主动纠正存在问题的干部,依据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同时,通过大数据比对技术,从严抽查核实,对核查发现申报不实的严肃处理。

遵义市绥阳县公安局原局长陈洪勋、黔东南州榕江县委原督查专员潘春泉因心存侥幸、不如实申报,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取消514家经销商通过违规违纪违法审批取得的经营权。对申报不实的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立案审查调查11人、组织处理47人。

袁仁国利用茅台酒经营权攀附权贵

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整治查处的一系列案件中,以茅台集团公司党委原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案表现最为典型、问题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恶劣。

2018年10月,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袁仁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2019年5月,袁仁国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6月27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对袁仁国涉嫌受贿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据调查,袁仁国长期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攀附权贵、搞政治投机的工具,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寻“靠山”,为王三运、王晓光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获得茅台酒经营权提供帮助,并长期主动关照他们的经营。为了得到王晓光的庇护,袁仁国为王晓光及其亲属批了4家茅台酒专卖店,并经常主动为其增加销售指标。袁仁国打算帮助弟弟调入药监系统工作,就给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董穗生办理了茅台酒专卖店。

调查发现,与袁仁国有关的“关系店”信息多达数百条,既涉及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也涉及不少县处级、乡科级干部。茅台酒厂所在地的仁怀市,参与茅台酒经营的124名干部中,不少人利用亲戚、裙带关系,通过袁仁国或其妻获取经营权。

袁仁国带头破坏党纪国法,造成茅台集团班子成员思想混乱、各谋私利,在其任内,房兴国、谭定华等多名高管先后被查处。其被查处后,茅台集团原副总经理高守洪及电商公司原董事长聂永等先后被查处。

仁怀市检察院检察长辞职当“酒贩子”

巨大的利润空间,也让一些党员干部不安心工作,沉迷于“卖酒经商”,甚至辞职“炒酒”。仁怀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某某利用职权帮助袁仁国亲属逃避处罚,获得茅台酒经营权后,就辞去检察长职务,当起“酒贩子”。

“我悔不该忘记了初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想方设法为人民币服务,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源。”因倒卖批条获利10万元的六盘水市钟山区原副区长郭锐,在其忏悔书中剖析道。

仁怀市茅台镇杨柳湾社区党支部书记范某某,利用在茅台酒厂征地拆迁中协助开展信访维稳等工作时认识酒厂相关领导的便利,找酒厂领导得到批条,购得茅台酒30件用于牟利,最终受到严肃处理。

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凡过问必登记”,从制度上杜绝“后门酒”

针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茅台酒营销过程中易于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贵州研究制定《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等禁止性规定,严禁全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违规审批茅台酒经营权、违规收送使用茅台酒等行为。

在茅台集团建立领导干部插手茅台酒经营活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实行“凡过问必登记”“凡打招呼必登记”,从体制机制上杜绝“特权店”“后门酒”。此外,贵州还研究制定《贵州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行为纪律处分规定》,列出“负面清单”,细化行为性质,明确处分档次。

同时,积极推进茅台集团内部改革,重塑茅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省委派出专题调研组深入茅台集团调研,省委书记主持会议听取汇报,指导和帮助茅台集团制定《理顺和规范茅台酒流通体制方案》。

整治活动中,茅台集团全面停止审批新增茅台酒专卖店、特约经销商、总经销商和批条零售,规范各项审批决策程序,严格执行茅台酒经销权审批方面“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杜绝出现“一支笔”“一个章”的审批现象。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编辑 白爽 校对 卢茜

值班编辑 花木南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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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联播》罕见曝光“保护伞”被查现场,还提到孙小果案

在《新闻联播》中集中披露“保护伞”被查现场的情况并不常见,哈尔滨呼兰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以及云南孙小果案昨晚均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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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余晖

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8月20日,《新闻联播》提到了两个涉黑涉恶案件——哈尔滨呼兰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以及云南孙小果案。

一个背景是,今年4月、6月,中央继续派出督导组分赴浙江、北京等2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第二、第三轮督导,至此,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实现全国全覆盖。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闻联播》中集中披露“保护伞”被查现场的情况,并不常见。

现场

6月5日下午,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督导黑龙江省工作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督导组进驻黑龙江的时间是2019年6月5日至7月4日,组长为姚增科。

姚增科是中央纪委“老面孔”,早年长期在中央纪委工作,担任过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等。

《新闻联播》披露,哈尔滨市呼兰区长期存在家族式黑恶犯罪,群众举报不断,中央督导组进驻黑龙江省的第5天,呼兰区四名干部应声落马。

对比来看。

据纪委方面披露,6月9日,哈尔滨市纪委监委对呼兰区副区长刘东、区腰堡街道办事处主任胡树河、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王洪军、区住建局调研员朱涛采取留置措施。

据次日公布的通报显示,这4人都为黑社会集团充当“保护伞”。

政知君注意到,《新闻联播》还披露了刘东被查的现场画面。

至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督导结束,呼兰区已经有14名干部因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被查处,其中包括呼兰区委原书记朱辉、区政府原区长于传勇等。

中央督导组罕见点名

据此前《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披露,上述几人均涉嫌为被群众称为呼兰“四大家族”(杨、于、王、董)的涉黑涉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不过,这“四大家族”也已经倒了。

今年6月10日,于文波等1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提起公诉,于文波被诉罪名多达10项。

6月下旬以来,其他三家(以杨光、杨宏和杨荣等为首的杨家、以王志江为首的王家、以董俊珍为首的董家)相继被查处。

在督导组结束督导一个月后,8月5日,姚增科向黑龙江省反馈督导情况。

在这次反馈中,督导组对“保护伞”罕见点名:

特别是对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锐忱,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刘杰,呼兰区原区委书记朱辉、原区长于传勇等涉嫌违纪违法、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查处,对哈尔滨市呼兰区杨光等一批涉黑涉恶重大案件的查办,成为全省专项斗争掀开“盖子”、撕开“口子”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赢得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支持,高度点赞,产生良好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

孙小果案

在这次的《新闻联播》中,还提到了云南孙小果案。

“从中央督导组对云南孙小果案重点督办,到云南高院依法对孙小果案启动再审,被查涉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增至20人。彰显出督导工作的鲜明态度:不管涉及到什么人,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就在今年7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

消息显示,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2104个、涉恶集团7274个,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33335件、处理33270人。

总之,除恶务尽,打伞破网。

资料 | 央视 中国纪检监察报 新华社 黑龙江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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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前发文直指苹果日报:这就是你们嘴里的新闻自由吗?

  20日,在香港警方例行记者会上,一名来自内地的女记者被港媒记者围堵,原因是他们认为该记者在记者会上拍摄了其他在场记者。

  记者会结束后,在场的近20位港媒记者将该名女记者团团围住,强迫其出示证件,又指控其为警务人员。警方屡次尝试护送该记者离开现场,却遭阻挠。事后核实,该记者为广东电视台驻港记者陈晓前。

  事件发生后,陈晓前在朋友圈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大家都是同行,客观真实地呈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报道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的专业精神么?我要质问你们!为什么你们苹果日报的记者可以质疑我的采访权?你们又有什么权利来调查我的采访权?这就是你们嘴里的新闻自由么?! 

△记者陈晓前的朋友圈 

  事件发生后,陈晓前所在单位第一时间发布声明。

(责任编辑:单晓冰)

这个时候李嘉诚46亿英镑“加码英国”,为儿子“打江山”?

《金融时报》称,由于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增加,最近几周英镑汇率下跌,也鼓励外国投资者在英国的投资。消息人士称,李嘉诚家族的投资集团对英国“脱欧”后的经济前景“毫不畏惧”。

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旗下企业长江实业集团19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将以46亿英镑(约合392.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英国最大酒吧运营商格林王(Greene King)。对于长实集团收购格林王,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日评论称,李嘉诚“加码英国”。

为什么是格林王?

英国《金融时报》20日称,根据协议,长实,以每股8.5英镑收购格林王,总计支付27亿英镑。此外,长实承担格林王19亿英镑债务。包括债务在内,此项交易价值46亿英镑。消息公布后,格林王的股票上涨超过50%。

格林王创办于1799年,是英国领先的酒吧零售和酿酒商,在英国拥有超过3100家酒吧、餐厅和酒店。英国大部分酒吧都位于每个城镇中心的黄金地段,格林王旗下物业包括酿酒厂、酒吧、餐厅、酒店等,其中超过80%的物业具有永久产权或拥有长期租赁产权。自2016年12月以来,长实一直是格林王的战略投资者,此前曾收购了136家酒吧并将其租给格林王集团,长实获得价值不菲的租金。

图自中国基金报

在长江实业的声明中,该集团表示酒吧行业仍有盈利和现金流,并将继续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格林王拥有既定的地位、吸引人的资产以及有弹性的财务状况。此外,长江实业表示并不计划对集团和管理人员进行“重大改变”,也不会因为收购而启动任何裁员措施。

“脱欧”背景下抄底?

91岁的李嘉诚去年5月正式退休。《金融时报》称,香港市场的不安定,使得李嘉诚自7月底以来遭受了约30亿美元的账面损失。此外,由于油价暴跌,李嘉诚投资的赫斯基能源,也损失200亿美元。

事实上,过去几年李嘉诚旗下长和系在英国多有投资。英国《卫报》称,长实收购格林王,表明英国的酿酒企业对外国买家特别具有吸引力。此前,英国酿酒企业被跨国公司收购。

李嘉诚 IC 资料图

《金融时报》称,由于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增加,最近几周英镑汇率下跌,也鼓励外国投资者在英国的投资。消息人士称,李嘉诚家族的投资集团对英国“脱欧”后的经济前景“毫不畏惧”。

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20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站在经济学家的角度,现在是购买英国资产的最好时机。因为英国准备“脱欧”了,在大家都恐惧的情况下,英国资产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为儿子“打江山”?

李嘉诚的投资引发关注。香港媒体引述新加坡咨询公司Future-Moves首席执行官德瓦达斯的话称,富人和大企业在内客户正将个人和投资移出香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前景堪忧。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梁海明表示,李嘉诚近年来确实把大量的资金从中国内地及香港转移去投资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他表示,李嘉诚这么做存在如下考虑:一方面,李嘉诚要扶持儿子李泽钜接班,这需要让李泽钜向股东们表现出有接班的能力。“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江山是李嘉诚打下了,李泽钜要想表现出有接班能力,必须得去海外投资”。另一方面,梁海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李嘉诚一直偏爱英国,“毕竟香港以前是英国殖民地,李嘉诚和英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些年,李嘉诚的投资足迹

早在这笔收购案发生前,李嘉诚家族控制的集团已经在海外有了广泛的涉足,其交易主要分布在欧洲、澳洲和北美,其中又以英国最具代表性。李嘉诚麾下企业在英国的投资,遍布港口码头、电力能源、天然气、医疗等行业,以致让欧洲人惊呼李嘉诚“买下了整个英国”。

《环球时报》记者经过梳理,发现李嘉诚近年来主要的公开收购如下:2013年1月,旗下长建基建以港币32亿元收购新西兰垃圾处理公司Environwaste;同年,该公司以9.43亿欧元收购荷兰废物再生能源公司AVR;2015年,长江基建以25亿港币,收购英国铁路车辆租赁公司Eversholt Rail;2015年3月,旗下和记黄埔以102.5亿英镑,收购英国电信公司O2;2016年9月,长江基建筹划以约110亿英镑收购英国国家电网天然气管线业务51%股权;2017年7月,长实地产和长江基建以45亿欧元收购德国能源企业Ista Luxemeburg GmbH及其附属公司;2018年6月,长江实业集团斥资10亿英镑,收购位于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地标级写字楼5 Broadgate;同年8月,旗下长实集团、长江基建、长和及电能实业拟以约130亿澳元收购澳洲能源资产APA Group项目。据财报,2018年年底,李嘉诚旗下公司在欧洲的资产总和已高达6736.9亿港元,占总资产比重达到54.67%。

在香港因激进示威者暴力活动带来混乱之际,如何看待李嘉诚在英国的投资?对此,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持续混乱肯定伤害香港的经济和声誉,但是中国内地有广阔的市场,不管是谁离开,或者是谁进来,只要民众对于内地的经济有信心,就不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李安澜 李司坤 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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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一中学8名学生集体放弃清华北大 原因让人意外

这次放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八名考生都来自安徽亳州第一中学,今年高考成绩发榜时,他们的成绩全都超清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该校校长表示:“在尊重学生意愿面前,学校不能为了评比、为了声誉、为了附和大众,用感恩母校的方式来‘绑架’学生填报志愿”。

对于很多考生而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然而,一所中学的八名考生

却集体放弃了两所名校的志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中安在线等媒体近日报道,这次放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八名考生都来自安徽亳州第一中学,今年高考成绩发榜时,他们的成绩全都超清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

袁梓琪

袁梓琪在考前经过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多轮考察,并得到了清华大学降20分录取、北京大学降5分录取的优厚待遇。这样,他在高考分数672分的基础上再加上优录的20分加分后,成绩远超清华大学的录取线

但偏爱数学的袁梓琪最终选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数学专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数学专业是我刚跨进高中校园时的理想目标,也算是得偿所愿。”袁梓琪说。

张金宇

张金宇高考分数683分,也超出了清华大学的录取线,且得到了清华大学相关专业的录取承诺。然而,张金宇选择的是上海交通大学。

原来,张金宇喜欢的是计算机专业,虽然他原来的第一选择是清华大学,但由于该校的计算机专业在全省只招五名学生,以自己在全省的排名,无法如愿,而对其他专业他不感兴趣,只能放弃

后来通过打听,张金宇觉得上海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更适合自己,于是便报考了。

同样,其他六名考生李莎莎、郭记、陈晋、段旭、汪天翔、靳博文,也都各有自己的想法,深思熟虑后,纷纷放弃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亳州市第一中学校领导和这些学生进行深入交流后,尊重了学生的志愿。

校长:不能“绑架”学生填报志愿

作为当地的百年名校,亳州市第一中学一直以卓越的教学质量立校。如果这八名考生悉数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对于学校而言,将是一份无上荣耀。但今年,因为他们的集体放弃,学校罕见出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的“零记录”,一度让学校的教学质量被打上问号

对此,该校校长谢启平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是时候转换思考方式了。“在尊重学生意愿面前,学校不能为了评比、为了声誉、为了附和大众,用感恩母校的方式来‘绑架’学生填报志愿”。

“高中生已经有了明确的生涯规划意识,对于他们将要从事的职业有着冷静的思考和坚定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学校骄傲和自豪的事”。谢启平说,这恰恰证明了学校不仅教会了他们知识、能力、素养等,还教会了他们清晰规划未来的能力。除了尊重他们的选择外,学校更多的是祝福和自豪。

当张金宇因为此事感到愧疚时,谢启平第一时间给他写了封回信:“你不选择清华有道理,但是不要再有心里包袱了。你是个懂事的学生,教师和母校永远以你为荣,也期待你给祖国、给家乡、给母校、给自己带来更多捷报。”

网友热议:不要老盯着清北

这事,你怎么看?

来源:湖北日报、安青网、中安在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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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外嫁女”有无分田资格?江西女子未获分地起诉村委会

曾丽频介绍,婚后他们夫妻二人在宜春市区与株潭镇两地务工租住,为方便赡养父母,曾丽频的户口未迁出后槎村曾家组。2018年5月,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曾家组将组上的耕地重新调整分配。讨论耕地调整事宜时,以不符合农村分田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耕地给户口落户在此地的曾丽频母子三人。

户籍还在本村的“外嫁女”是否能获得村里的分地资格?这是曾丽频过去两年遇到的困扰。

曾丽频是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村民,2015年与另一村村民结婚,婚后户籍一直未迁出。在2018年的新一轮耕地调整中,当地村委会小组以“不符合传统分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给曾丽频耕地。

曾丽频陆续到村、镇反映无果后,将村委会起诉至法院,宜春中院和宜春袁州区法院均以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为由驳回了其请求。

澎湃新闻采访发现,“外嫁女”是否具备农村分地资格,在法学界也存在分歧。

“该走的程序我们会去走,到现在我们也只能往前。” 曾丽频说。

农田调整,“外嫁女”未获分地

曾丽频1984年出生,婚前常年在外务工;2015她年结婚,丈夫为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千担堝组居民。

曾丽频介绍,婚后他们夫妻二人在宜春市区与株潭镇两地务工租住,为方便赡养父母,曾丽频的户口未迁出后槎村曾家组。曾丽频的两个孩子分别于2016年、2017年出生,户籍跟着她。常年在家照顾两个孩子,曾丽频没有正式工作。

2018年5月,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曾家组将组上的耕地重新调整分配。讨论耕地调整事宜时,以不符合农村分田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耕地给户口落户在此地的曾丽频母子三人。

“曾家组这次参与分田的大约有122人,每人分得6分3厘田,按照这样算,总的耕地面积大概77亩左右。”曾丽频认为,自己在宜春市一直是租住,没有房产,算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至于其小孩,出生就随其落户在曾家组,也都享有同等权利。

“不只是她一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全组都是这样的规定,嫁出去的女儿要把田地让出来,我们娶进来的可以分地。” 株潭镇后槎村村民委员会曾家组村民小组组长韩菊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农田调整协议正式实施后,2018年6月17日,曾丽频向宜春市信访局反映情况,认为分田不公。

株潭镇政府答复曾丽频的信访材料中指出:“2018年5月28日晚,在后槎村两委的见证下,曾家组召开了户主大会,并形成了一份农田调整协议,协议内容经除您母亲外所有户主签字同意。”另一份答复称:“针对重新分田一事后槎村曾家小组组委会召开了几次村民大会讨论,一致认为你及小孩户口应该迁往楠木乡,虽然户口实际上仍在后槎村,但不符合农村一直以来分田地传统、习俗和标准,所以未予分配良田。”

韩菊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全组共三十多户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该份协议上签字。

起诉村委,法院:不属行政案件,属民事争议

2018年11月30日,曾丽频再次找到宜春市市长专线办。关于曾丽频提出的“后槎村曾家组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良田分配的会议决定,要求正式文件上传”的问题,株潭镇政府给出的答复是:“我镇不可能以红头文件形式上传,此为村民自治范围,镇政府无权干预。”

同时,株潭镇人民政府指出,“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对于您反映的良田分配问题,镇人民政府只能进行协商调解,无强制命令后槎村曾家组更改决定的权力。”

多次信访未果,曾丽频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2019年3月,曾丽频向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区人民法院认为曾丽频与两个孩子适用法律不同,需要分案审理,于4月12日裁定准予撤诉。

而后,曾丽频将该纠纷分为3个案件,再次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袁州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5月13日作出的行政裁定书中指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小组调整承包地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驳回起诉。

曾丽频不服裁定,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宜春中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行政裁定书,同样认为该案“属于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同时补充 称“村委会不是履行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曾丽频说,2019年8月8日,她带着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再次来到万载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村委会提起民事诉讼,县人民法院未受理。4天后,曾丽频又来到株潭镇人民法庭,“株潭庭收了材料,但说要排到九月份才会立案。”

“外嫁女”有无分地资格? 专家说理:学界意见不一

作为“外嫁女”,即使户籍尚在本地,也仍然没有分地资格吗?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认为,以前的土地承包法只是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全家迁入县级小城市也不得收回调整。2018年该法修订时,这一规定也删除了。哪怕举家迁入城市也不能收回土地,30年承包期的效力绝对强,除非承包户自愿交回。“她虽然外嫁,但户口还在村里,当然有资格分配土地了。”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则认为,“外嫁女”能否分得土地,要视各地情况而定,目前的法学界对于村里分地的问题,还属于村民自治少数服从多数,还存在争议。从实际情况考量,有的地方人多地少,嫁出去之后就不能参与分地了。

此类案件究竟属于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范围?出现了各级法院皆不受理的情况该如何解决?王才亮表示,这类案件从全国来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认为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而不是民事或行政诉讼。很多地方以这个理由法院不受理,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求镇政府协调,或者到农业局去投诉,如果不解决,那就是行政诉讼的范围了。”

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外嫁女”在娘家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争论从未停止。

广西南宁一女村民在村中曾经享有0.29亩承包地的经营权,婚后户籍未变的情况下,村里以其已经是“外嫁女”要求收回其土地承包权。该村民不服起诉至法院。

2018年5月21日南宁中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决书中支持了“外嫁女”拥有土地分配的资格。判决书中称,法律对于因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缔结婚姻关系的女性成员,即“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应严格遵守。

判决书中引用了《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

历经多次信访、诉讼,“外嫁女”曾丽频能否分得土地仍未有定论,“该走的程序我们会去走,到现在我们也只能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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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一渡轮失火 致7人死亡4人失踪

截至目前事故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搜救人员已救起61人,由国家搜救局、当地警方和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正在搜寻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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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雅加达8月17日电(郑世波)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官员17日说,一艘渡轮当天凌晨在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附近海域失火,已造成7人死亡,另有4人失踪。

印尼国家搜救局发言人优素福·拉提夫在电话中告诉新华社记者,这艘渡轮从东南苏拉威西省肯达里市前往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县,17日凌晨在航行至东南苏拉威西省科纳韦县海域时机舱突然起火,火势快速蔓延,乘客纷纷跳船逃生。渡轮工作人员尝试扑灭大火,但没有成功。大火后来在另一艘轮船帮助下被扑灭。

拉提夫说,截至目前事故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搜救人员已救起61人,由国家搜救局、当地警方和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正在搜寻失踪者。

据印尼媒体报道,警方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大火由机舱内油箱爆炸引发,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印尼是群岛国家,船只是民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今年6月,印尼东爪哇省发生一起渡轮倾覆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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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驴”谋皮、标准不一:阿胶企业暗战多年 频现造谣举报黑手

实际上,因为主管机构不断变化,食品阿胶的标准制定迟迟难以出台。国家政策不明晰情况下,各方对于阿胶是否能够进行食品生产许可有很多争议。阿胶企业涉足食品领域已经至少十年的时间,但是迟迟没有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企业各自为战。

(山东东阿县一家阿胶企业生产的阿胶食品(前排中)、药品(前排右)及使用的原料。图/新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苏杰德

发于第912期《中国新闻周刊》

“买一发八,这盒价格两百多元,还赠送包括枸杞、核桃等在内的七盒赠品。”主播回复买家问询的同时,有节奏地从镜头外拿出产品,堆满镜头——某直播平台的网红开始了一天的电商之旅。

距离山东省省会济南市大约100公里,聊城市东阿县以补益类中药——阿胶闻名全国,很多人便利用电商平台做起了阿胶生意。

直播平台上买卖的阿胶多是食品类阿胶产品,偶尔会有些人打擦边球买卖保健品阿胶。

实际上,阿胶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阿胶块,这是传承至今的生产工艺,多属于药品和保健品;另一种则是以阿胶块为原料生产的阿胶制品,包括阿胶糕、阿胶枣等。直播平台上的卖家产品良莠不齐,但不妨碍其销售的火爆,上百单的产品几分钟就可以销售一空。

阿胶行业之所以吸引这么多卖家入场,背后是食品阿胶快速增长的市场规模。有分析机构称,阿胶市场规模从2008年的64亿元迅速增长到了2016年的310亿元,而其中药品阿胶只占约三分之一份额,主要是阿胶糕等阿胶衍生品的市场规模扩张明显。

(阿胶传统炼胶技艺的沙盘展示。图/视觉中国)

不过,相比线上的火热场面,线下的阿胶市场显得有些低迷。这不只是因为夏季是阿胶的销售淡季,更因为阿胶龙头企业——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东阿阿胶)销售业绩正面临“寒冬”。

8月7日晚间,东阿阿胶作为龙头企业披露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根据利润分配方案,东阿阿胶将以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10.095元(含税)。东阿阿胶自上市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分红,回馈股东,可谓A股资本市场的“三好学生”。

不过这个绩优股也遇到了麻烦。一个月前,7月中旬,东阿阿胶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75%~79%。此消息一出旋即引发股价地震,市值缩水近百亿元。

东阿阿胶作为阿胶行业领头羊,自2006年开始实施提价战略,直接推动行业发展。但从去年开始,公司发展进入转折点,营收增速放缓,屡试不爽的提价策略不再奏效。

对于业绩变差原因,东阿阿胶将其归咎为宏观经济以及消费预期的影响。然而,另一家阿胶龙头公司——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福牌阿胶)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超过35%。

昔日明星股遭遇滑铁卢,市场哗然的同时,都在猜测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甚至引发舆论对阿胶市场乱象及阿胶功效的质疑。

一河之隔两厂相争

坐落在黄河两岸的两家阿胶龙头企业,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过去几十年为争夺阿胶“正统”地位纷争不断。

“金小城,银河坡,顶不上东阿县的破胶锅”,阿胶行业“钱”景可见一斑。在计划经济时期,阿胶与茅台酒一样,通过出口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

作为阿胶重镇,东阿县行政区划几经变更。1943年,平阴县和东阿县合并为平阿县,1948年又恢复两县建制,但旧区划变更。东阿镇地处黄河河道东南,划归平阴县,隶属济南市。黄河另一侧的铜城镇则划入东阿县城,隶属聊城市。

1952年,企业进行公私合营。现处于济南市平阴县的阿胶厂组建山东平阴阿胶厂,生产“福牌”阿胶。现处于聊城市东阿县的阿胶厂则组建为东阿阿胶厂,主产“东阿牌”阿胶。两家企业当时均被统一管理,阿胶产品用于出口创汇。

也是在同一时期,远在贵州的茅台镇,三家酒厂合并成立了如今市值万亿的贵州茅台前身——国营茅台酒厂。

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之后,阿胶行业也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不过,黄河两岸的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都将自己视为“正统”,在企业宣传、品牌争夺等方面针锋相对。在两家阿胶厂的对外宣传中,均称自己是第一家国营阿胶企业,获得过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等荣誉。两家还因为商标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终由山东省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协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两家阿胶公司分别踏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1995年,山东平阴阿胶厂与平阴医药公司改制,合并成立福胶集团,来自平阴阿胶厂的杨福安出任总经理。

之后福胶集团启动私有化改革,杨福安家族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些年,福胶集团曾经为上市做准备,但因为改制的遗留问题等原因,暂无下文。

黄河对岸的东阿阿胶厂1993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聊城市国资委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在1996年登陆深交所。借助资本市场,东阿阿胶经营业绩保持快速增长。时任公司董事长刘维志等管理层曾有意收购公司股权,像福胶集团一样进行私有化。就在这时,聊城市国资部门公开转让公司部分股权,经过激烈角逐,央企华润集团在2004年入主东阿阿胶。

值得注意的是,东阿阿胶股权转让时,央企、地方政府和管理层之间多次角力,甚至还对簿公堂。最终,刘维志和妻子——时任东阿阿胶总经理的章安宣布退休,纠纷告一段落,东阿阿胶正式进入华润时代。

借助华润的营销网络,新任总经理秦玉峰提出阿胶价值回归战略,开启涨价步伐,公司业绩水涨船高,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明星股。

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东阿阿胶与福牌阿胶已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根据智库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目前全国阿胶生产厂商超过两百家,其中东阿阿胶和福胶集团在行业内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东阿阿胶主打高端市场,单品价格排在全国首位,而福胶占领中低端市场,企业产能最高。

山东阿胶协会会长李贵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阿阿胶品牌宣传到位,直接推动了阿胶产业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东阿县一位阿胶资深从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阿阿胶是业内“老大哥”,县里的阿胶企业都在向东阿阿胶学习。

而与东阿阿胶不同,福牌阿胶则选择走量。福牌阿胶相关负责人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阿阿胶价格第一,但福牌阿胶产能要高一些。”

目前,东阿阿胶尚未公布上半年营收数据,只预告净利润下降。反观福牌阿胶,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超过35%。一降一增,两家公司业绩增速大相径庭。

不过,从产量上看,福牌阿胶和东阿阿胶还能平分秋色,但从营收和净利润来说,东阿阿胶可谓一家独大,是阿胶行业的执牛耳者。

在东阿县,其他阿胶厂的产品外包装和品类与东阿阿胶非常相似。不同的是,这些产品的价格远低于东阿阿胶。

业绩变脸

几年来,东阿阿胶采取了不断涨价的举措。2006年,履新东阿阿胶总经理不久的秦玉峰,提出阿胶价值回归战略,阿胶价格要回到20世纪30年代。阿胶当时的价格换算到现在,每斤4000~6000元。自此,东阿阿胶开启了涨价模式,阿胶块迄今累计提价近20次。

据不完全统计,东阿阿胶几乎每年都会提价,有的年份甚至不止一次。阿胶提价幅度最大的一次是在2011年,提价超过五成。2011年之前,阿胶价格受到管控,之后不再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围。东阿阿胶掌握了阿胶定价权后,提价次数明显增多。

从产品来看,东阿阿胶主要有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姬阿胶糕等三大产品,其中阿胶块是制作阿胶浆和阿胶糕的原料。阿胶块的基本款是红标阿胶,零售定价为1499元一盒,一斤约合3000元,而10年前该产品一斤不到200元。其高端产品九朝贡胶,一斤超过5万元。

东阿阿胶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阿胶提价是因为驴皮价格上升。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毛驴产量为462.4万头,2017年已经下降至267.8万头,累计下降幅度达到42.1%。驴资源紧缺,东阿阿胶还“满世界找驴”来弥补国内驴皮供应不足,从非洲等地进口驴皮。对于阿胶来说,道地的药材来源于山东德州黑驴,这种黑驴皮被认为质量最好,其他产地的驴皮质量则要次于黑驴皮。

产品价格上涨带来了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东阿阿胶营业收入从2006年的10.7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73.4亿元,净利润则从1.54亿元增长到20.87亿元,业绩连续十二年保持了正增长,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在20%以上。

中康资讯CHM的数据显示,药品阿胶去年的市场销售额约在一百亿元。东阿阿胶以药品阿胶为主,去年其销售额约占到市场七成。东阿阿胶在阿胶行业可谓一枝独秀。

东阿阿胶的财务表现也非常亮眼,使其成为受资本市场追捧的优质股票,更有人将其比做“药中茅台”。

不过,东阿阿胶依靠提价来保持业绩增长的方式近来遇到了瓶颈。2018年业绩增速放缓,但公司在当年12月还是将阿胶出厂价上调6%。这次涨价后,从今年一季度来看,营收和净利润下降二到三成。东阿阿胶屡试不爽的提价策略失灵了。

东阿阿胶产品的提价策略,最受激励的是下游经销商。产品涨价,下游囤货。如果产品没有及时售出,经销商的存货将不断升高。今年东阿阿胶业绩大幅下降,很大原因是下游经销商囤货意愿减小。不少经销商为了减少库存,甚至打折促销。

东阿阿胶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粗略统计,下游经销商存货大约在一千吨。

对于经销商打折促销,上述负责人回应称,“这是经销商的个人行为。”对于东阿阿胶的直营店,该负责人介绍说,“自己的终端没有打折销售的行为,除非是京东618这类购物节。”

但在东阿县唯一的东阿阿胶直营店内,《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公司标准产品红标阿胶虽然没有打折促销,但较为高端的黑驴皮阿胶产品在打五折,折后价还低于红标阿胶。

对于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问题,东阿阿胶对外回应称,业绩变化是由于受整体宏观环境等因素影响,市场对阿胶价值回归的预期逐渐降低,公司经销商开始主动消减库存,放缓采购,从而导致公司上半年产品销售同比下降。

除了市场环境、公司战略等因素,药品阿胶市场逐渐饱和也是重要因素。药品阿胶去年增速明显放缓,从前些年的双位数增长减少到个位数。中康资讯CHM的数据显示,药品阿胶去年销售额为98亿元,比前一年还略有下降。

而主打中低端市场的福牌阿胶却实现了高速增长。福牌阿胶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公司上半年整体业绩同比增长35%。

由此可见,如果药品阿胶市场规模不变,东阿阿胶丢失的市场份额或许被福牌阿胶等厂家分食。

乱象丛生

假阿胶、假驴皮,成为阿胶产业挥之不去的痛点。在公开报道中,阿胶厂商用驴皮下脚料熬制阿胶,掺马皮、牛皮、猪皮等丑闻不断爆出。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阿胶市场规模从2008年的64亿元到2016年的310亿元,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药品阿胶仅占三分之一左右份额。作为传统产品,药品阿胶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公司手里,一般人难以进入。但在阿胶糕等食品阿胶领域,则涌入了大批制造者、贩卖者。

阿胶造假涉及的领域,主要在食品阿胶领域。在中小厂家低廉的价格面前,东阿阿胶的高价阿胶糕产品,不具备竞争力。桃花姬阿胶糕京东商城目前价格在每盒200元左右,但其他品牌的价格最低可达到几十块。东阿阿胶眼睁睁看着这块蛋糕被别人分食。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图/中新)

此外,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东阿阿胶、福牌阿胶作为阿胶行业龙头企业,这些年来一直暗战不断。

2002年,有媒体报道福胶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用马皮代替驴皮的情况。这成为轰动一时的“马皮造阿胶事件”。虽然调查结果证实是报道不实,但福牌阿胶这家百年老字号企业受此影响,一度处于破产边缘。当时,福牌阿胶负责人杨福安在公开场合指称该事件背后有黑手,而且是同行。

2012年,一场“造假门”风波把东阿阿胶推上风口浪尖。有媒体刊登了《卷入造假风波东阿阿胶盛世危局》报道,东阿阿胶新疆和田的工厂生产的半成品阿胶块涉嫌虚构原产地,其用以支持涨价的行业数据也涉嫌造假。随后,东阿阿胶否认了这些指控。

实际上,不只是两家龙头公司,其他知名品牌也遭遇过类似情况。2016年,职业打假人购买同仁堂食用阿胶,送至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进行检验,检测报告称送检阿胶检出牛、猪DNA成分。同仁堂当时称,这种检测方式并不适用于阿胶产品检测,阿胶是经过深度热加工后的产品,DNA已被深度破坏。

上述大厂虽然身陷“质量门”,但最终都没有被坐实造假、违规使用其他原料的问题。但在其他中小厂家,造假案件时有发生。

2018年2月,上海市食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联合侦破使用食用明胶、牛皮等原料跨省制售假冒国药准字号药品“东阿阿胶”的团伙犯罪案件,捣毁位于河南省的制假工厂、位于广东省的商标包装的印刷工厂以及位于上海市的销售点,案值4000万元左右。

2018年4月,东阿县多家阿胶企业被指涉嫌造假,用牛皮下脚料甚至骡马皮做原料来做阿胶。在此次事件中,除了阿胶本身的造假以外,衍生产品阿胶糕的造假问题也引起关注。当时,东阿县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事企业进行调查取证,并称查处结果将向社会公布。不过,迄今为止,该案件调查结果并未公布。

标准制定存争议

阿胶糕等快销品市场规模诱人,吸引了众多参与者。东阿县在直播平台上阿胶出货量最大的“网红”,店铺销售量已经接近四万单。“眼红”于这个新的销售渠道,一些企业负责人也开始“赤膊上阵”,亲自直播卖阿胶。

在保健品阿胶领域,这类产品如果没有许可,是不可以买卖的。而一些利用电商平台买卖阿胶的“网红”,也打起擦边球,开始卖保健品阿胶。其价格相比商场的价格低很多。

阿胶市场良莠不齐的局面,至今没有解决之道——由于涉及各方利益,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迟迟没能推出。

去年9月,国家公布了阿胶及其制品食品产品标准立项计划,该项目由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目前,该标准还在制定之中。

接近山东疾控中心的人士林峰(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制定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意味着“阿胶和以阿胶为主要原料生产的阿胶制品,这两类可作为普通食品来生产。监管机构要依据标准对企业进行监管”。在他看来,阿胶行业标准不一主要就在阿胶食品领域。

实际上,因为主管机构不断变化,食品阿胶的标准制定迟迟难以出台。国家政策不明晰情况下,各方对于阿胶是否能够进行食品生产许可有很多争议。

原卫生部在2002年颁发了《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这份文件成为后来很多政策制定的依据。但由于主管部门发生改变,对于该政策的解读也是几经变化。

河北省曾就阿胶食品能否生产许可进行请示,获得否定答复。2009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回复河北质量技术监督局称,阿胶属于原卫生部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应按保健食品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不能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范围。

但在2018年,政策又有新变化。当年9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回复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时称,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阿胶列入了《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可用于食品生产经营。对生产阿胶及其制品的食品生产者,应依法实施食品生产许可。

援引的规定相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上述回复对阿胶从业者,尤其是在山东企业引起了震动。林峰表示,阿胶食品许可门槛比药品要低,对整个阿胶产业造成很大冲击。

从目前来看,山东还没有实施阿胶食品生产许可。《中国新闻周刊》从山东省级和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阿胶食品生产许可职能已经下放到东阿县。但多位业内人士介绍,食品阿胶(块)还未进行生产许可的规范。

阿胶企业涉足食品领域已经至少十年的时间,但是迟迟没有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企业各自为战。

以东阿县为例,这里既有东阿阿胶这样的龙头企业,中小阿胶企业数量也不少,但是直到2016年,中小企业牵头才成立了阿胶协会,而龙头企业东阿阿胶后来才入会。

今年6月5日,山东阿胶行业协会发布了《阿胶》《阿胶糕》两项团体标准,这两项标准主要用来确定阿胶中驴皮源成分的含量,从而可以折算出驴皮的投料量是否充足。不过,该团体标准不是强制性标准,只对行业内企业起到约束作用。

据悉,目前阿胶食品标准正在制定,但标准很难说能起到多大作用。

“标准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食品安全标准。”林峰说,“像一些和安全没有关系的指标,自然就不能把它放进去。比如婴幼儿奶粉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少了它奶粉会没有营养,宝宝会发育不良,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与安全有关。但是阿胶制品就没法这样衡量,阿胶的含量就比较难把它放到安全标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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